另一方面，法律和道德在治理中发挥功能的机理有所区别，这也是为什么二者在国家与社会的治理中不能偏废，即法是他律，德是自律，需要二者并用。
保障具体的人民群众的各种诉求，借助政法体制实现对形式法律价值的超越和实质利益的代表，这是社会主义法治鲜明的价值追求。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整个体系以十一个坚持的脉络展开。
但在社会主义法治逻辑中，政治运作与社会治理统一于人民利益的维护，党与法并不处于逻辑上的对立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提出，正式明确了理解法治的多元主义视角，把一部分道德通过更加制度化的方式纳入法治体系的架构中，并特别强调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在治理体系中相互依存、相互配合的关系。长期以来，主张将法律与道德、法治与德治相割裂，事实与价值相分离，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西方主流法理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法理学的建构产生深刻影响。（二）打破了西方法理学在事实与价值分离基础上形成的价值中立论 事实与价值对立带来了法理学中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争论。这就是法安天下，德润人心，既要重视法律的规范作用，又要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实现法律和道德相辅相成、法治和德治相得益彰。
事实上，并非所有纠纷都适合用正式的司法途径解决，制定法也不是社会公共生活的唯一准则，公共生活需要有道德层面的追求和教化，以社会习惯、市民公约、乡规民约、行业规章、团体规章等形式存在的多元规范，与法律规范共同构成社会治理的规则体系，作为治理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通过相互配合实现更加完善的治理。一方面，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规范社会行为、调节社会关系、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二者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和功能不可偏废，法律有效实施有赖于道德支持，道德践行也离不开法律约束。2018年12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致信纪念《世界人权宣言》发表70周年座谈会强调指出：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权。
2005年10月11日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议》规定：尊重和保障人权，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发展权 习近平总书记2022年2月25日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中国人权发展道路问题进行的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不懈追求。没有一个社会主义的无产者或理论家想到要承认自己同布须曼人或火地岛人之间、哪怕同农民或半封建农业短工之间的抽象平等。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理论界必须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时关于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人权道路的讲话为指导思想，扎扎实实地推进第四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的实施，既要关注人权理论的构建，也要重视人权实践的发展，要不断创造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得以有效实施的制度条件和社会环境，努力探索出一条区别于其他国家同时又与人权国际保护机制紧密结合的中国特色人权发展道路。
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毛泽东的人权思想形成于中国的民主革命时期，并在新中国成立后有了进一步的完善和系统化。所以，脱离了人权背后的阶级属性就不能真实和客观地看待人权所具有的具体特征，就可能被所谓抽象意义上的天赋人权所迷惑。
……新中国成立以后，围绕着人民权利是什么，人民如何行使权利，毛泽东同志在不同场合又做了系统论述，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实际上，世界上只有具体的自由，具体的民主，没有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民主。迄今为止，我国已经制定了四个国家人权行动计划，是世界上唯一制定国家行动计划来具体推进和落实人权事业的国家。人民性是中国人权发展道路最显著的特征。与人权事业进入五年发展规划并行，自2009年开始，我国又制定了《国家人权行动计划》，全面落实社会主义人权事业的各项工作，将各项保障人权的具体工作落实到国家机关和公共权力机构的每一项履职活动中。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规定：十三五期间，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2015年10月29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要求十三五期间人权得到切实保障，产权得到有效保护。因此，抽象的平等理论，即使在今天以及在今后较长的时期里，也都是荒谬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权事业不断得到稳步发展。
专家组组织人权专家前往东中西部若干代表性地区就本期行动计划的落实情况进行调研考察。该《指示》强调指出：《六法全书》和一般资产阶级法律一样，以所谓人人在法律方面一律平等的面貌出现，但实际上在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之间，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没有真正共同的利害，因而也不能有真正平等的法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规定：在十四五期间，全面加强人权司法保护，促进人权事业全面发展。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中国人民寻找人权发展道路的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为指导，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还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阶段，都自觉地把马克思主义人权理论与中国的人权保障实践和具体发展道路相结合，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人权理论，奠定了中国人权发展道路的理论基础。
1985年，邓小平在《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中鲜明地指出：什么是人权?首先一条，是多少人的人权?是少数人的人权，还是多数人的人权，全国人民的人权?西方世界的所谓‘人权和我们讲的人权，本质上是两回事，观点不同。最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资本主义人权观对于反对封建的特权制度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但资产阶级的人权理论不是来自保障人民权利的现实要求，而是从抽象的自然权利出发，因此，从本质上讲不符合人权发展的方向，故只有社会主义人权观才能真正解决人权问题。我们要依法公正对待人民群众的诉求，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决不能让不公正的审判伤害人民群众感情、损害人民群众权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16—2020年）》实施期间，中国政府在履行联合国国际人权公约下缔约国义务方面做出了许多扎扎实实的工作，不仅严格按照已经批准和参加的各项国际人权公约的要求，采取各种国内法上的有效措施来保障国际人权公约下的各项人权的有效实现，而且还积极地参与国际人权合作事业，与一些国家开展富有实效的人权对话，在联合国人权事务委员会的各项活动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也只有在那个时候，民主才开始消亡，道理很简单：人们既然摆脱了资本主义奴隶制，摆脱了资本主义剥削制所造成的无数残暴、野蛮、荒谬和丑恶的现象，也就会逐渐习惯于遵守多少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的、千百年来在一切行为守则上反复谈到的、起码的公共生活规则，而不需要暴力，不需要强制，不需要服从，不需要所谓国家这种实行强制的特殊机构。随着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开展的人权斗争的深入，1991年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了我国首个政府人权白皮书，全面和系统地阐述了我国党和政府在人权保护方面的基本立场。
具体来说，中国特色人权道路有以下六个方面的基本特征： 一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解放区的人民已经争得了自由，其他地方的人民也可能和应该争得这种自由
基层干部将各种正式与非正式的资源统筹配置、捆绑连带，通过利益关联来制约民众，以完成治理目标。有些事务不宜纳入行政管理的范围，有些事务通过行政方式处理成本太高。
连带责任的归结，是否属于合理关联，需要从事务的性质和责任的轻重去细加判断。如此，通过社会诚信机制，真正实现了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基层治理。
因为道德和社会规范是零散的，法律规范虽然相对系统，但总体上仍然难以与社会诚信机制的运行对接，失信惩戒责任需要再次建构。有些信息在村庄或社区层面公开，在自治或社会道德维度上承担失信的不利后果。例如，某地社会信用管理制度规定：平安三率实地测评或电话测评中，填写或回答不安全、不满意的，每次扣1分。家庭诚信档案制度中的加减分规则，为人们应当如何作为提供了行为模式，指引其可以如何行为、必须如何行为或不得如何行为，成为衡量行为的标准和尺度，进而对人们的行为模式和思维观念产生影响。
还有人歪曲权利话语和法治话语来为个人利益辩护，主张权利却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其实质是自私自利、不讲公益、缺乏责任观念。还有一些行为是道德倡导的高尚行为，如见义勇为、参与志愿活动、参与公益活动等。
有些信息在县域或市域范围内公开，在某级政府政策维度上承担失信责任。基层社会进入利益和观念多元化时代，人们的权利和责任观念发生很大变化，既有的司法、行政、自治、德治等方式各自面临困难。
采用一户一档的方式，对家庭成员的相应行为进行记录。在国家安全方面，有签证黑名单、海关黑名单、海外资产控制制裁名单等。
桐乡的社会治理经验被媒体广为报道，后来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写入党的十九大报告，学界也围绕桐乡三治融合的实践展开深入的理论思考。人们不一定依赖当地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福利，却带来了相当多的基层治理事务。例如，如果德治停留于说服教化，不能落实为一定的约束手段，就难免流于形式，难以助力自治和法治运行。家庭连带责任机制有侵犯个人基本权利的风险，治理有效性容易让基层政府和自治组织忽视遵循法治原则的重要性。
公共信用信息是国家机关、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公共管理职能的组织及群团组织等，在依法履职、提供服务过程中产生或者获取的，可用于识别信用主体信用状况的数据和资料。家庭诚信档案制度在村庄的制定，一般都经历村委会提议—村民代表协商—村委会修改完善—村民代表会议通过的过程。
将所有的基层治理事务纳入司法处理会耗费巨量资源，超出司法系统的承受能力，使本就拮据的司法资源雪上加霜。在家庭诚信档案中，对行为的道德评价被纳入诚信范畴，社会诚信机制对家庭遵纪守法、遵规守约等情况作出评估，并据此施加有利或不利后果。
这些问题的解决构成中国法治社会建设的当然内容，基层治理不能不面对。司法权运行有很高的程序和证据要求，具有相当的专业性，社会主体往往需要借助专业律师才能参与其中。
关注微信
